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第十三届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1日在北京召开。2020两会中眼健康问题成为国民健康中的焦点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王宁利：
将致盲性眼病纳入国家慢病筛查与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著名眼科专家、北京同仁医院原院长王宁利今年的一个提案是建议将致盲性眼病作为慢病纳入到国家慢病的筛查与管理中去。王宁利向记者分享了一组数据：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盲人群体。据统计，2018年我国视力残疾患者人数达到1700多万。防控形势非常严峻，但我国致盲性眼病中，80%是可防可控可治的，而这其中，又有80%是可以通过筛查筛出来的。“所以，致盲性眼病具备了可防可控、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的疾病防控的特点。”王宁利说。更利于防控的一个因素，是致盲性眼病防控的重点人群是可知的。
他举例称，眼底拍照结合人工智能，可以解决基层眼病筛查工作的需求。尽管目前做全人群的筛查还有些困难，但是我们能知道防控的重点人群在哪里，比如，儿童、青少年是近视眼防控的重点人群；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人群，是防控眼底并发症的重点人群；而白内障、青光眼等疾病，老年人是重点防控对象。“所以，我们知道防控的重点人群后，现阶段可以制定重点防控人群的常见眼病的筛查。”王宁利说。
目前，眼底照相是眼底疾病检查的重要方法。机器设备从十几万到二十几万不等，可以拍上万张照片，核算下来，一个病人的检查成本就几块钱。王宁利认为，眼底照相设备本身的费用再加上人工费，一个病人单次检查费用成本约一百块钱，就可以解决眼病筛查的问题。“所以，成本效益还是相当不错的。”在他看来，国家加强眼病，尤其是致盲性眼病的筛查与管理，也符合我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很关心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将致盲性眼病作为慢病纳入到国家慢病管理中，对眼病进行常态化管控、筛查，很有意义，这些也都是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范畴内。”王宁利说，“没有眼健康，就没有大健康”。作为全国著名眼科专家，王宁利的提案一直心系眼病防治。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王宁利也曾提出，“将眼健康纳入到大健康战略中”。
同时，王宁利提出公立医院需要回归公益属性。疫情让医院的运营受到巨大冲击，医生收入也锐减。目前来看，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诊疗秩序仍需时日才能完全恢复。也因此，后疫情时代，医院的运营模式也引发了行业思考。王宁利认为，通过这次疫情，更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而既然是公益性，就要走“收支两条线”。“医院靠自己营收发展的模式，不能长久。”他认为，这还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这次两会相信也会对此进行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毕宏生：
做好青少年近视防控 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信息系统；将眼视光专业人员纳入医疗卫生类职称序列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各方面携手共同努力、共同行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毕宏生，带来了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建议。他建议建立省市县立体化、家校社联动网格化、信息采集监控信息化、中西医结合化的“四化”防控体系，并提出推广全生命周期眼健康信息系统。
毕宏生代表说，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近视低龄化、重度化日益严重。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高达50%-80%，全国3亿儿童青少年中，有2亿多患有近视。儿童青少年近视导致了视觉质量下降，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及健康成长，甚至影响了我国一些关键岗位的人才选拔培养，儿童青少年视觉健康问题已成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作为国家近视防控专家宣讲团副团长，今年，我提出建议构建省市县立体化、家校社联动网格化、信息采集监控信息化、中西医结合化的‘四化’防控体系，按照青少年学生近视防控分级，设计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服务项目包，面向全社会的眼科技术机构公开采购。”毕宏生代表建议，遴选的眼科技术机构按照中小学生眼健康检查计划，负责对所在网格区域的中小学校学生开展眼健康检查、配合建立视觉健康档案、视力健康早期干预和眼病及时治疗等工作。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结合儿童青少年视觉健康方面的工作，毕宏生代表认为，应建立推广能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信息系统，采集从新生儿、中小学生、成年人等不同年龄阶段眼健康数据，尤其加强儿童青少年眼部的健康检查。“这些眼健康数据不仅可以为近视相关的科学研究提供有力支持，还能通过持续不断的信息比对，随时掌握学生用眼习惯和近视发展趋势，实现近视趋势的预警和反馈，对近视发展进行预防、干预和疗效评估。”
关于将眼视光专业人员纳入医疗卫生类职称序列,培养初级眼保健人才的建议眼健康是关系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民生问题，中国要满足视觉健康服务，实现初级眼保健目标，至少需要30万名眼科和眼视光师。然而，目前我国视光专业人才缺口巨大。由于该专业人才没有被纳入医疗卫生序列，没有合格资质从事初级眼保健工作，严重影响了这部分人员的培养和工作积极性，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眼健康需求不相适应。为此，建议在医疗卫生系统专业技术职称中增设眼视光专业；明确眼视光专业技术人员的职能，即检查和诊断权、治疗性和诊断性局部眼药处方权、功能康复训练治疗权；纳入社区、乡镇基层卫生组织的初级眼保健诊疗任务；在山东等省份先行试点，逐步推进，从而解决社会急需的眼视光人才培养和人才发展的短板，推动眼视光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为实现初级眼保健和健康中国做出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何伟：
创新技术+创新模式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赋能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低龄化、重度化趋势愈发明显。“如何有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拟提交 《关于创新技术+创新模式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赋能的提案》，建议建立由政府主导，家长、学校和医疗机构密切联动的“四位一体”近视防控体系。何伟说，当前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一定要基于信息、数据、基因等高科技技术来揭示近视发病机理，以“防患于未然”代替以往的“亡羊补牢”。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支持和参与。
何伟建议，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统筹协调全社会关系，建立完善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家长、学校及医疗机构密切配合、联防联动，其中，家长应多了解科学用眼知识，带动孩子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学校应强化素质教育，保证学生的户外运动时间；医疗机构协助铺设零死角的诊察网络，提供全面、定制式的眼健康检查，做到精准诊断、个性化干预。以此形成“四位一体”近视防控体系，确保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精准有效。
2019 年1月，国家卫健委在全国成立了首批10支儿童青少年预防近视科普小分队，由何伟带领的“何伟科普小分队”位列其中。近期，针对疫情期间学生电子设备使用时间增加，为广大儿童青少年带来近视风险的现实情况，何伟带领队员对200 名中小学生进行了线上学习时间调查。结果显示，56%的学生平均每天使用电子设备上课及课后学习的总时间超过 4个小时，以小学五、六年级学生和初、高中学生为主。65%的学生表示，在完成学校的学习任务后，还要参加校外培训机构的网课辅导。
何伟建议，在疫情期间，学校应按照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儿童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近视预防指引》，严格把控学生线上学习时间，小学生每天不超过2.5小时，每次不超过20分钟；中学生每天不超过4小时，每次不超过30分钟。家长要尽量为孩子选择屏幕大、分辨率高的电子产品，同时保证孩子饮食健康、合理安排户外活动。教师在准备网课课件时，应尽量调大字号，建议使用深绿色或深蓝色背景、白色文字，增强对比度。上课时，每进行30分钟网络授课，至少安排10分钟活动性休息，督促学生做好眼放松。
全国人大代表李甦雁：
国家应大力支持眼科短缺药品本土研发
徐州市眼病防治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医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李甦雁
谈药品关乎群众的身体健康。对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关注的药品问题，李甦雁深有感触，“就拿我们视网膜手术来说，手术中需要的惰性气体常常短缺，只能用硅油替代，这样就需要病人再来做一次取硅油的手术，病人痛苦，医院的工作量也大大增加。”结合多年的从业经验，她建议国家在药品政策上不断发力，逐一打破各个环节的梗阻，并大力支持短缺药品本土研发，简化审批流程，切实保障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权益。
儿童青少年近视是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当前，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作为眼科医生，李甦雁十分赞同把近视眼防控上升为国家战略，并积极参与江苏省学生视力情况的调研，她注意到有地方出台政策不允许使用手机布置作业，对此她表示认同。“让孩子沐浴阳光、不随意占用体育课、保持正确的姿势和良好的休息等都是预防近视的方式方法。近视眼的防控问题不是医院一方的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每次参加代表活动，只要涉及青少年话题，她总会宣传“有地方出台政策不允许使用手机布置作业”这件事。
同时，李甦雁代表建议应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出发，对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制进行改革。此外，李甦雁代表还建议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在突发事件中，应急场所非常重要，在建设体育场、学校或会议中心时，要考虑其能否在特殊情况下作为避难场所，节约应急救援时间；其次是增强应急物资保障，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应急物资储备机制与配置体系；同时要组建应急救治队伍，建立应急救治人才后备军。”
全国人大代表史伟云：
建立罕见医疗器械特种审批程序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山东省眼科医院）院长史伟云
3年来，史伟云代表将自己的视角对准眼科专业领域，今年他提出关于优化临床急需医疗器械注册审批的建议。这其实是他第二年提出这一建议，之所以 “紧盯”这一话题不放，史伟云解释，现在国内医疗领域已注意到“罕见药”短缺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但还存在 “罕见医疗器械”短缺。以人工角膜为例，人工角膜治疗重度晚期角膜盲的唯一有效医疗器械，可谓是部分角膜病患者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目前我国却没有同类产品，也没有企业有意向合法引进同类进口产品，所以我国晚期角膜盲患者几乎就是绝症。因为人工角膜的临床需求不像常规如人工晶状体一样的患者人群，年用量约在3000例左右，但一旦得了需要人工角膜才能复明的角膜病，对于患者及家庭是百分之百的打击。
虽然是临床“必需”，但并没达到临床“急需”，所以目前并没有适用文件支持对该医疗器械的批准上市。对此，史伟云建议，进一步细化医疗器械审批细则，引入类似于“罕见医疗器械”的概念，建立该类医疗器械的特种审批程序；加强对“罕见病”相关器械和“稀有医疗器械”研发的政策支持；持续整合医疗器械审批力量，以解决小众眼疾患者的燃眉之急。
史伟云代表也多次将建议锁定在对 “角膜”的关注上。他曾针对目前全国角膜材料奇缺与我国400万角膜盲患者群体的巨大需求的矛盾，提出了改善我国角膜材料匮乏现状的建议；他曾提出完善器官捐献条例的建议，以使眼角膜捐献、器官捐献流程更加顺畅。
